在蘇軾眾多的名號中，蘇東坡是辨識度最高的那一個。

    蘇軾之所以叫蘇東坡，并走向精神層面的東坡，與一個地方和一個詩人有關。

    這個地方就是黃州。誠如蘇軾所言：“問汝平生功業，黃州儋州惠州”，黃州是蘇軾貶謫之旅的第一站，黃州的山水降解了蘇軾心中的浮躁，撫平了蘇軾心中的褶皺，在黃州期間，蘇軾變得更加坦然自若、樂觀灑脫、隨遇而安。在他的身上，一種獨特的人生觀悄然生成。

    而這個詩人就是白居易。蘇軾與唐代詩人白居易淵源頗深，對蘇軾來說，他和白居易是異代相逢成知己。蘇軾也是一個追星族，從他的名號“東坡”就可以看出，白居易就是他的愛豆，因為白居易也有一個詩意棲居地——東坡。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事還得從蘇軾貶謫黃州說起。

    在蘇軾的是仕宦之旅中，烏臺詩案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烏臺詩案的起因與北宋年間的變法有關，原來蘇軾對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持有異議，于是他申請到地方任職，從1071年到1079年，蘇軾的足跡到過杭州、密州、湖州。

    蘇軾一到湖州，就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遞交上去。這本來是類似于述職報告的公文，但蘇軾本來就文采出眾，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

    蘇軾在這份報告中夾雜了很多個人的情緒，以及對變法的態度，蘇軾還說了一些對變法的成見，這些話被變法派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等人又從蘇軾大量舊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新法的句子，對蘇軾加以彈劾。一時間，朝廷上下一片嘩然，倒蘇之聲此起彼伏。

    蘇軾與“東坡”

    蘇軾在湖州上任才剛滿三個月，就被御史臺官吏帶到汴梁，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這一案件前面為什么會有“烏臺”二字呢？

    原來“烏臺”就是指御史臺，《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所以后來的人也把御史臺稱為“烏臺”，又因為蘇軾這件事的始末緣由都是由于御史的彈劾引起的，所以也叫“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一個轉折點，經過多方的營救，包括身在江寧的王安石出面寫信營救，蘇軾才幸免于難，但卻被貶為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團練副使。

    1080年2月，43歲的蘇軾到達黃州。初到黃州，蘇軾寓居定惠院，寫下了有名的詞作《卜算子·定惠院寓居作》，尤其是該詞后兩句“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托物寄懷，寓意深遠。

    初到黃州的蘇軾恰似那只驚鴻甫定的大雁，蘇軾以擬人化的手法表現孤鴻的心理活動，實則是以物喻人，把自己的主觀感情和現實處境加以物化，顯示了高超的藝術技巧，成為傳唱不衰的千古名句。

    后來，蘇軾搬遷到長江邊上的臨皋亭，逐漸開始適應黃州的貶謫生活，但他的處境依舊艱難窘迫，一家人蝸居在臨皋亭，過著困頓迷茫的生活。

    在黃州，蘇軾沒有職務，也沒有收入來源，為了養家糊口，他也開始從事一些生產工作，這首自嘲詩《初到黃州》如實地記錄了蘇軾的彼時彼刻的心態：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到黃州的第二年，蘇軾在朋友的幫助下租借了黃州城外的59畝荒地。這之后，蘇軾置辦農具，親自勞作，躬耕田間地頭。隨著生活的逐漸安定，蘇軾也逐漸從烏臺詩案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辛勤的耕耘換來的是豐收的喜悅，當莊稼喜獲豐收，蘇軾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為此還飲酒相慶，并寫下《東坡》詩來慶祝此事：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

    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蘇軾詩中的“東坡”指的就是這塊地，由于蘇軾開墾的荒地正好在黃州東門之外，而且是一塊坡地。于是，他想到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忠州東坡種花種樹的故事，便將這塊耕作之地命名為“東坡”，他也自號“東坡居士”，蘇軾是在黃州期間才有這一名號的。

    有人統計，蘇軾一生使用過的和后世稱呼他的名號，有70多個，如蘇長公、蘇和仲、蘇學士、蘇使君、蘇眉州、玉堂仙、鐵冠道人蘇徐州、蘇惠州、大蘇等。

    但蘇東坡這一名號的辨識度是最高的，以至于后世一提起東坡或東坡周邊文化，馬上會想到宋代文壇巨擘蘇軾，人們更愿意將蘇軾稱之為蘇東坡。如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筆記《東坡志林》，名菜東坡肉，其實都是以蘇軾這一名號命名的。

    白居易與“東坡”

    唐代詩人白居易任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時，曾在忠州東坡墾地種花。原來，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馬調任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春天到達忠州（重慶忠縣）。在任職忠州兩年左右的時間里，白居易在工作上恪盡職守。工作之余，他會遍游忠州山水，體察忠州風物民情。

    白居易平素里很喜歡養花種樹，到忠州后，白居易見到了很多以前沒有見過花木，南國的嘉木更讓白居易產生了一種打開盲盒般的驚喜。他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開墾荒地，親手種了許多花草樹木，白居易在《東坡種花》一詩中寫道：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

    到了春暖花開之際，忠州的東坡上是一派繁花似錦的景象，案牘勞形的白居易，特別喜歡在工作之余到這里來，一來可以欣賞花草，二來可以放松身心，三來還可以為詩歌創作帶來靈感。

    對白居易來說，忠州的東坡就是他的詩意棲居地，這樣的閑情逸致與生活場景在白居易的這首《步東坡》里被表現得恰到好處：

    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種植當歲初，滋榮及春暮。信意取次栽，無行亦無數。

    綠陰斜景轉，芳氣微風度。新葉鳥下來，萎花蝶飛去。

    閑攜斑竹杖，徐曳黃麻屨。欲識往來頻，青蕪成白路。

    有時候他會整日待在東坡，沉醉于東坡的美景而不忍離去，他在《東坡種花二首》詩里，是這樣描寫彼時心境的：巴俗不愛花，竟春無人來，唯此醉太守，盡日不能回。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漠漠花落盡，翳翳葉生初。

    兩年多的時光匆匆而過，隨著一紙調令，白居易即將離開他工作生活了兩年之際的忠州。但在他要離開忠州，離開他心心念念的東坡時，他心中還有有許多的不舍與留戀，尤其是他親手栽植在東坡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

    所以，白居易將美好的希望寄望于將來的忠州刺史，希望他也是一位喜愛花草的人士，希望他能看護好東坡上的花草樹木，希望他能延續種花植樹的習慣，于是《別種東坡花樹兩絕》的其中一首中寫道：

    花林好住莫憔悴，春至但知依舊春。

    樓上明年新太守，不妨還是愛花人。

    即使白居易離開忠州到長安任職，可是他仍然懷念忠州東坡上自己栽種的花草樹木，每當他與朋友在長安賞花時，他總會回憶起忠州那漫山遍野的植被和山林間的桃花、杏花。于是一首回憶性質的詩歌《西省對花憶忠州東坡新花樹，因寄題東樓》，便從白居易的筆端流瀉而來：

    每看闕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西掖垣中今日眼，

    南賓樓上去年心。花含春意無分別，物感人情有淺深。

    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

    不同的東坡，相似的人生

    話說回來，蘇軾之所以將躬耕之地命名為“東坡”，而且自號“東坡居士”，除了與白居易種花種草的事跡相似之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蘇軾對白居易人格的認同與欽慕，這就有點“異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覺了。

    為什么這樣說呢，還得從蘇軾和白居易的思想轉變和認知層次說起。蘇軾自號“東坡居士”，這個稱謂意味著蘇軾對白居易處世哲學和人生態度的認可與仰慕，意味著蘇軾思想上的重大變化。

    來到黃州后，蘇軾雖然失去了進階的空間，但他卻擁有了更多的時間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歸宿。蘇軾將自己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與傳統哲學思想結合起來，在接納儒釋道思想的過程中，他也在悅納自己。

    黃州是蘇軾人生之旅中的一個驛站，他在這里度過了五年的時光，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無盡的晦澀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經濟上為解決衣食而躬耕農田，節儉持家的時期。所以，黃州也是蘇軾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轉換期。

    在黃州的蘇軾，對白居易心生欽慕之情，如果聯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的背景，則剛好與蘇軾謫居黃州的背景相吻合，他們雖然是不同時代的人，但卻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和仕途履歷。

    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遇刺，上表請求徹查此事，緝拿肇事者，還事實一個公道。此時的白居易，以士大夫“達則兼濟天下”的行為準則要求自己，但他的舉動卻被主政者認為是越級言事，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

    恰在此時，白居易的母親去世，而他所作的詩中又有“賞花”“新井”等字眼，這讓別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機會，進而大肆渲染了一番。于是，所謂的“新井詩案”便被炮制而出，白居易被貶江州。在江州的白居易，還寫下了那首著名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江州沒有迎來上升和進階的曙光，隨著一紙調令，他又被“空降”到遠離京城的忠州。忠州雖然偏僻，交通狀況不佳，但白居易在忠州任上恪盡職守，心態逐漸歸于平靜，也從被貶江州時的那種沮喪、失落的情緒中走了出來。

    白居易在忠州種花種樹，就是心態轉變的具體體現。此時的白居易開始把眼光更多地轉向自然，希望在與自然的接觸中尋求一份心靈的安寧。

    反觀蘇軾，黃州時期的蘇軾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與他一直敬慕的愛豆白居易極為相似，這時他靠朋友的幫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種的土地，可以種花種糧食甚至種茶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東坡種樹種花的軼事。

    因此，在黃州兩年后，蘇軾有意效仿白居易忠州種花種樹的故事，也在黃州城外開辟荒地，躬耕于此，給地取名“東坡”，并自號“東坡”，這就是蘇軾對白居易在忠州東坡墾地種植的一種仰慕和認同。

    其實蘇軾并不是一到黃州，就自號“東坡”的，而是居黃州兩年后才有了“東坡”之號。烏臺詩案之前的蘇軾，書生意氣，滿懷自信，有兼濟天下的志向，他試圖將自己的一腔激情揮灑在仕宦之旅上，因此，他忽略了生活中的細碎的美好，包括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和對自然的體驗。

    然而經歷了烏臺詩案后，蘇軾在黃州躬耕于東坡，此時的他對仕途、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也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心靈更多地轉向自然之趣味，他擁有了更多與自然親密接觸的機會。

    如他在黃州游蘄水清泉寺時寫下的：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

    這首詞的上闋描寫的是蘭溪幽靜、雅致的風光和環境，景色自然明麗，雅淡清美；下闋抒發使人感奮的議論，表達有關人生感悟，啟人心智。全詞寓情于景，寫景純用白描，細致淡雅，抒情自然流暢，雋永綿延。

    蘇軾以順處逆的豪邁情懷，抒發了仕途上失意后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讀來催人奮進，激勵人心。

    再如他和友人游賞黃州時，野外的一次野炊，也能讓蘇軾詩興大發：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

    蘇軾繪聲繪色、活靈活現地寫出了茶葉和鮮菜的鮮美色澤，顯示出詞人與自然親密接觸時的歡愉的心情。泡上一杯浮著雪沫乳花似的清茶，品嘗山間嫩綠的蓼芽蒿筍的春盤素菜。

    蘇軾在品嘗大自然饋贈的同時，也自動匹配了清曠、閑雅的審美趣味和生活態度。在蘇軾看來，真正有滋味的還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這種清淡的、新鮮的滋味是令人歡愉的。

    再如蘇軾在《臨江仙》一詞中寫的：“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經歷過改寫人生命運與仕宦軌跡的“烏臺詩案”后，蘇軾初到黃州時便已萌生歸隱之意。彼時的蘇軾，躊躇滿志，無所適從，所以才會透露出歸隱的想法。

    其實蘇軾的這種想法也受到了白居易歸隱思想的影響。蘇軾羨慕白居易晚年對閑適生活的追求，他對白居易的道德稱贊有加。

    除了對白居易人格、道德方面的贊美之外，蘇軾對白居易最大的認同，是白居易持有的人生哲理和處世態度，白居易曾說：“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市。在白居易看來，閑逸瀟灑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徑去才能體會得到，更高層次的隱逸生活是在都市繁華之中，在心靈的一沃凈土中獨善其身，找到一份寧靜，找到心靈的歸宿。

    小隱和大隱恰似一條線的兩端，但白居易并沒有在這條線的兩端躊躇徘徊，舉足不定，找不到合適的立足點。但經過白居易一番嚴謹審視后，他將這條線對折了起來，并將目光聚焦在了這條線的折點上，也就是中點線，他覺得這條與儒家中庸思想高度契合的中點線才是最合適的立足點。

    換句話說，這時的白居易與隱逸生活達成了一種默契的平衡，找到了一種更適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中隱”——這條線的中點線。

    中隱是一種介于小隱和大隱之間的一種生存方式，這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也就是說，白居易對閑適的生活方式是高度認可的，他的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

    異代相逢成知己

    在黃州的蘇軾，不僅在尋求一方心靈的沃土，而且他在努力地適應黃州的生活，他要與自己達成和解，甚至要與生活達成和解。蘇軾在黃州時期的一首詩中是這樣寫的：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

    蘇軾認同白居易“中隱”之處世心態，并在后來的仕宦之旅中不斷升華著這一處事原則，他保持內心的泰然，保持心態的樂觀，并結合自身的思想修養，在處世態度上達到曠達而超脫的境界，這更進一步地完善了白居易“中隱”的深度和廣度。

    即使是后來不是在貶謫就是在貶謫的路上的蘇軾，即使生活不如白居易那么閑適安樂，他仍然保持著樂觀豁達的心境，這樣的心態與他選擇的“中隱”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的。也可以說，蘇軾直接從白居易的“中隱”中獲益。

    在黃州及以后的歲月里，蘇軾覺得自己在人生際遇和為人處世的心態方面都與白居易有著相似的軌跡，他不止一次地訴說著異代相逢成知己的貼切與默契。那是蘇軾在歷經了世事沉浮之后的生命感悟，這種感悟往往意味著各種不為外人所道的心靈體驗。

    蘇軾認為自己與白居易人生際遇有諸多相似，常常在詩詞中以白居易自比。如《贈寫真李道士》一詩中的“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再如《贈善相程杰》一詩中的“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都是蘇軾欽慕白居易的文字明證。

    蘇軾詩中的“香山居士”和“樂天”指的都是白居易本人，白居易晚年定居在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而樂天其實是白居易的字。

    補敘一筆。公元832年，元稹去世，白居易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稹的家眷給白居易的潤筆費高達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布施于洛陽香山寺。白居易的晚年時光大多在洛陽的履道里第度過，他還與好友劉禹錫詩歌唱和，時常游歷于龍門一帶，留下了《池上篇》《醉吟先生傳》等自敘之作。

    845年，74歲的白居易在洛陽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曾常住洛陽香山寺內，因此自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蘇軾晚年貶官惠州，途經虔州，曾記起小時候他父親對他說，虔州有一座天竺寺，天竺寺的墻壁上有白居易親筆手書的一首詩。所以，雖然在貶謫的路途上，但蘇軾一想到這件事情，心情仍舊激動不已，他打算到天竺寺一睹白居易書法的風采。

    可惜，當蘇軾進去后才發現白居易的墨跡由于時間的原因已經從墻壁上剝落，只剩后人臨摹的石刻還在，宋代的“東坡”在虔州瞻仰唐代的“東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事情。雖然虔州天竺寺的白居易書法真跡已經剝落，但臨摹的石刻仍在，對蘇軾來說，此行雖有遺憾，但依然很滿足。

    蘇軾為什么風塵仆仆地要去虔州天竺寺一睹白居易的書法真跡呢？這或許真的就是人們口中的“異代相逢成知己”吧?；蛟S，白居易就是蘇軾心中的愛豆；或許，白居易的人格魅力對蘇軾來說就是一種榜樣的力量，蘇軾將白居易視為偶像，白居易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足跡，蘇軾也想去體驗一下。

    小話詩詞

    在黃州，蘇軾以“東坡”為名號，黃州的山水降解了蘇軾心中的浮躁，儒釋道學問的研修提升了蘇軾的修為，在一降一升中，蘇軾撫平心中的褶皺，變得更加成熟、曠達、超然。在他的身上，形成了獨特的人生觀，他變得樂觀灑脫、隨遇而安。

    蘇軾的飛揚的才華在黃州得到了淋漓盡致地體現，在創作的廣度、維度與深度上，蘇軾進行了無限可能的拓展與延伸，他也在所處時代的文學邊界上突破了一個點，也將自身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黃州雖然是蘇軾的貶謫之地，卻成就了他文學成就的第一座高峰。

    在黃州，蘇軾自號“東坡”，他重新認識了自己，并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因為蘇軾在黃州全面考量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東坡”人生：北宋文壇巨擘蘇軾從唐代詩壇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蘇軾也從白居易的人生際遇和處事原則上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自己。

    從以上的論述來看，蘇軾自號“東坡”，本身就是對白居易的人生的欽慕、追隨與仿效。所以，異代相逢成知己，是蘇軾有意對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趨的有力詮釋和注解。